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城乡集贸市场管理条例（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城乡集贸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和活跃商品市场，规范市场行为，维护正常交易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乡集贸市场（以下简称集贸市场），是指经营农副产品、日用工业品以及其他民用物品的各种专业性、综合性的批发、零售市场。
第三条 凡在我省境内集贸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集贸市场行政管理的主管机关。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依法对集贸市场的有关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县、乡人民政府在集贸市场组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各有关部门参加的管理委员会，协调解决市场管理和建设中的问题。
第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在市场参与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

第二章 集贸市场建设
第六条 集贸市场建设应当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多方兴办，注重实效，以场养场，加快发展，不断提高档次和水平。
第七条 政府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公民个人以土地、房屋、资金等形式投资兴建、扩建的各类集贸市场，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市场建设投资者享有收益分配的权利和依法纳税的义务。
第八条 兴建集贸市场应当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到当地城市规划行政部门和土地部门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商品交易市场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九条 集贸市场应当建立健全与市场规模相适应的防火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集贸市场应当设立公平秤、公平尺，实行信誉卡销售制度。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拆迁、占用集贸市场场地、建筑物和其他财产。

第三章 集贸市场管理与监督
第十一条 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按照集贸市场划定的地点亮照经营。
从事专营、专卖品和特业经营的商品，以及其他实行国家许可证的商品交易，应当报经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从画自产自销活动的农民和出售自用旧物的居民，可凭居民身份证进行销售活动。
第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从事代购、代销、代储、代运和信息、咨询以及中介服务。但必须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三条 集贸市场的商品价格和经营性服务收费，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交易双方议定，随行就市。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治安管理的需要，在大型集贸市场设立市场公安派出所或公安执勤室。
其他市场的治安管理由市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负责。
第十五条 集贸市场应当保持环境卫生。集贸市场产生的废弃物应当由市场主办单位或者委托环卫部门及时运除，不得积存。
第十六条 集贸市场禁止出售下列物品：
（一）危害人身健康的变质商品；
（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及其产品；
（三）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出售的野生动物、植物及其产品；
（四）国家规定不准出售的文物和古生物化石；
（五）反动、淫秽出版物及其他非法出版物；
（六）国家规定必须进入特定场所进行交易的物品；
（七）法律、法规禁止出售的其他物品。
集贸市场可以出售中药材，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集贸市场不得出售中药材以外的药品，持有《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的除外。
第十七条 集贸市场禁止下列行为：
（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骗买骗卖；
（二）掺杂、掺假，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三）倒卖各种票据；
（四）使用未经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销售商品短尺少短秤；
（五）伤风败俗、野蛮恐怖、摧残演员身心健康的卖艺活动；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八条 出售旧机动车船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场所进行，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验证盖章。
第十九条 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纳税，并接受税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交纳市场管理费。
市场管理费收费标准按照成交额计算：
（一）日用工业品和大牲畜不得超过1％，其他商品和经营性服务收费不得超过2％；
（二）个体工商户在乡镇及乡镇以下集贸市场经营农副产品的，不得超过1％。
农民经营者自产自销农副产品和居民出售自用旧物的，免交市场管理费。
第二十一条 租用集贸市场摊床或者其他设施，应当交纳设施租赁费。租赁费由当事人双方商定。
政府投资新建集贸市场的摊床，应当采取招标方式出租。
第二十二条 公民、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投资兴建的集贸市场转让他人时，庆当按照房地产管理和市场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转让手续。
集贸市场内的经营单位和个人转让租用的摊床等设施转让和受让双方达志协议后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未办理过户手续的不得转让。
第二十三条 集贸市场实行下列公开办事制度：
（一）市场管理人员姓名、职务、职责公开；
（二）市场管理制度公开；
（三）摊位及其他设施的安排、租赁费收费标准公开；
（四）市场管理费收费标准公开；
（五）举报电话号码公开；
（六）违法案件处理结果公开。
第二十四条 在集贸市场依法执行公务的工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着国家制式服装或者佩戴统一标志。
第二十五条 依法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违法者进行处罚，应当出具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收费和罚没票据。收费票据和罚没票据不得互相代替，不准使用非法票据。
第二十六条 除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设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七条 对促进集贸市场发展、维护市场秩序以及模范执行本条例做出突出贡献的，由政府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规定，无照经营的，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对个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出售危害人身健康变质商品的，没收物品和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二）出售未经检疫的畜、禽及其产品的，责令进行检疫，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出售经检疫不合格畜、禽及其产品的，没收物品和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三）出售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出售的野生动物、植物及其产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罚，出售野生植物的，没收物品和非法所得，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四）出售国家规定不准出售的文物和古生物化石的，劝其到指定的收购单位出售，已出售的，没收其高于国家收价的部分，倒卖的，没收物品和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二倍以下罚款；
（五）出售反动、淫秽出版物和其他非法出版物的，没收非法出版物和非法所得，处以非法出版物总定价五倍以下罚款；
（六）出售国家规定在特定场所进行交易的商品，责令其到特定场所进行交易，拒不执行的，责令停止交易，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七）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骗买骗卖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没收物品和非法所得，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
（九）掺杂、掺假，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十）倒卖票据的，没收票据和非法所得，处以五百元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十一）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销售商品短尺少秤的，没收计量器具和非法所得，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十二）从事伤风败俗、野蛮恐怖、摧残演员身心健康的卖艺活动的，责令其停止卖艺活动，处以二百元以下罚款；
（十三）出售法律、法规禁止出售的物品和实施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前款各项处罚，可以单处，也可并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纳税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未佃理过户手续转让摊床等设施的，对转让方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受让方责令限期补办过户手续，逾期不办的，视同无照经营，比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使用非法票据、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按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妨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以及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决定，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罚没收入必须上缴同级财政。罚没的物品，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提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部门的执法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秉公办事。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因违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或者损失的，应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承担补偿、赔偿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城市街面交易活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政府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协助下，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实施管理。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11月26日
内容摘要：私力救济自古以来便为一种常见的实效救济形式，而当其以服务形式出现之时由于可能引起社会不良反映而被禁止。这种禁止在现今，无论是于庞大市场需求，还是于被救济主体急迫的需要而言，及其他种种原因，其合理性都已在很大的范围内遭到置疑。私力救济的存在具有正当性，其不可以因为某种不良现象而被遏制，并且在法制的引领下，其应当能够为法制社会相容。
关键字：私力救济 公力救济 私力救济的正当性 仲裁制度 私力救济的合法化道路

引 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些新事物悄然而生，其中便有提供私力救济的服务机构其也通常被称为民间调查或私人调查。
中国早期的私人调查机构中，从业人员多为警察，律师，侦察兵及其他的一些司法机关的离退休人员，他们接受过侦察方面的专业训练，法律道德素质也普遍较高。尚能为法制社会所接受。随后由于利益的诱惑，很多未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也加入了私人侦探的行列。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真正在工商局注册营业的且严格按照工商营业执照上的营业范围严格营业的调查公司虽然存在，但为数甚少。由于不存在相应的规章制度，此类机构显得杂乱无章。更有甚者在调查过程中手段过激，违法取证，侵犯公民隐私，利用获取的证据对当事人敲诈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现象不断涌现，使得整个行业出现了混乱。虽然公安部于1993年9月7日颁布了《关于禁止开办“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的行政命令，但是并没有解决此机构的混乱状况，相反，由于未得到适当的规范，使得此类机构畸形发展。

一、私力救济之概述

私力救济：指当事人认定其权利遭受侵害之时，在第三者没有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或私力力量，解决纠纷，包括强制和交涉。
对于现代社会的私力救济存在形式种类，笔者将之分为两种形式，即包括非盈利性质和盈利性质。
首先是非盈利性质的私力救济形式，其主要是指类如自助行为、自救行为及占有人的私力救济[1]和来自第三人的非盈利性质的救济的救济形式，这些救济形式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某种权利形式遭到了侵害或是其他人纯道义上的帮助，比起另一种救济形式而言，其弊端几乎为零，而且对于社会风气及治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益处，因此其不但不会为国家所禁止，而且会被社会所推崇。
盈利性质的私立救济形式或者可直接将其称为私力救济的服务行业，就其服务发生于原权利的先后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类是发生于原权利遭到侵害之前，其服务目的在于保持受保护人权利受保护项的原有状态，使其免于受第三者的侵害，权利人与提供私力救济单位的法定权利与义务以合同形式出现，以合同明确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与义务。若权利人的被保护项权利受到了实质侵害，那么提供救济的单位则要按照协议提供相应的赔偿，虽然此类服务行业也存在私力救济普遍存在的两面性，也经常性的诱发一些纠纷甚至是暴力事件，但在庞大的总数面前比例就很低了,故国家采取的是利用相关政策和法律对其进行管理的态度。其代表行业有保险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而第二类则是发生于原权利被侵害之后其服务的目的旨在权利人的原权利或者挽回和减免权利人的损失。由于其可能引发的暴力与侵权的事件比较频繁，对于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并且有人对于其职能发生疑议，认为其职能代替了部分公力救济机关的职能，对国家司法机关的执法严肃性构成了威胁。因此，对于私力救济存在的正当性问题就集中在以服务形式出现的私力救济是否正当。

二、私力救济存之的正当性

法的价值不是以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这一关系而存在。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是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法的价值概念存立之基础。 法律存在之目的，在于更好的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为人们的正当需要而服务，而当其无法达到此职能或者甚至干涉到人们的正当需要时，就应当被排除在法律之外，这还包括一系列的政策，命令，法律乃是握权在手的人们和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制定的。“我断言，法律不外乎对强者有利的东西。” 而对于现代法律而言，似乎不应当再如此了，其是属于一切纳税人的。
笔者以为，私力救济的正当性首先体现在其三种特性上；即补充性，过度性及盈利性。
（1）私力救济的补充性
法制社会发展至今日，各项法制建设迅速，包括法律法条的建立健全，执法队伍素质的提升与整改，以及民众法律意识和对法制社会的熟悉程度都有很大的提高，显示着社会法制话道路之趋势，不容变更。因此世人对于法制化建设也投入了较大的关注，而对于私力救济形式存在之合法性探讨认为已无必要，甚至有人怀疑私力救济机构之存在会挑战公力救济机关的严肃性和权威，笔者认为虽然私力救济是公力救济的前身，但是现今私力救济存在之原因全因公力救济而起，正是因为公力救济机关无法同广泛的救济需求同步发展，其无暇顾及之处，惟由私力救济来承担。所以，私力救济最主要的补充性首先就是对于公力救济而言的。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职能补充，成本补充及心理补充。
① 职能上的补充主要体现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我国有关诉讼法的规定,像一般的民事纠纷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是由原被告私人举证的,也就是说每一位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可能成为举证人。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让别人放弃或是停止对自己的侵害，在法庭上只有拿出事实来，靠证据说话，然而证据和事实都是靠收集的，而这种收集是某种能力，这个能力包括很多方面，而专业的技术和知识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以及其他一些物质上的因素。但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具备这种能力的。有时当事人自己可能欠缺某方面的能力，或是财力不够，或是时间有限，或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必然要借助某第三者的能力来实现自己权利的恢复或是利益的补偿，以及解决相关的民事纠纷。然而在此时，扮演救济形式主角的公力救济机关是不可能提供任何服务的。对于这些人而言，私人侦探或许是留给他们最好的选择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复杂，对于快速的解决纠纷之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私人侦探在民事诉讼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② 私力救济的存在，毋庸置疑将会大大的节省公力救济成本。公力救济机构作为国家部门，每年会有国家对其进行一定的财政支持，然而这种支持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实力并非强大，有许多的经济项目亟需国家大量资金的投入，对于公力救济机构的投入就将极为有限，这从国家大量的征召保安人员便可知道，这项政策不仅是为了解决“4050”问题，完成就业，更主要的是目前之警力无法完全满足需要，而国家又不可能再提供更多的救济成本以供警力的增加。因此在一些并“不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就安排治安协管员来“协助”一下。毕竟，从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一个治安协管员来的待遇要比一个正式的警员要低得多。私力救济的存在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力救济的压力，为其节省成本，使其将精力投入到更为需要的事件中去。
法之经济作用，在于其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直接产生影响，其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及生产力的进步。 私力救济存在之后，促使社会救济成本的节省，救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禁令的出台恰巧阻碍了私力救济很好的完成起使命，违背了法律政策存在之原有目的。
③ 私力救济的心理补充，其实是对于民众而言的。然而正是由于私力救济对于公力救济职能的补充才产生了私力救济的心理补充。面对时不时暴出的大案要案，因为警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警方不得不把相对不足的警力投入到这些对于社会而言更为危害重大的案件中。而其他诸如失踪，打架之类的“小案子”自然会安排在其后，有的甚至不力了之。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那就不是“小案子”了。民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从小到达受到的教育，让他们把全部希望放到了相关的职能部门身上。当这种全权责任的寄托由于种种原因而破灭后，势必将产生一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但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甚至是支持度的降低，而且当这种不满意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时，必将爆发，而其发泄对象，有或是犯罪分子，那么其结果有可能是恶性暴力事件及其他的社会事件；又有或是发泄在在处理的职能部门身上，那可能导致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但不管发泄在谁的身上，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从法律的本源来说，法应当是理性的，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法就是最高理性，并且他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就是法。” 同时发亦是公意，“法是公意的宣告”。 法律本身应当为民服务，如果私人侦探的出现能够实现其目的，就应当进行积极的维护，而不是反其道行之。
私人侦探业的出现，虽然其是以盈利为目的，但由于其往往是站在受害者一边的，正好充当了一个“和事老”的角色。缓解了被救济主体的这种情绪，其应商业的方式很好的弥补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这道“感情裂缝”。
（2）私力救济的盈利性
私力救济的存在，其以盈利为目的，建立以提供救济性质服务的机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为一般的市场主体存在，不一非法经营为目的，不损害国家及第三者利益，其完全符合我国的市场准入标准，同时，大量的市场需求数据也给予了私力救济正当性有力的证明；
据报道，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统计，我国每年的经济合同为40亿份，履约率不足30％，每年因逃债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每年外贸企业应收帐款的损失接近100亿。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也有55亿之巨。 如果这份数据无误的话，那么我国每年就有28亿份合同存在债务问题，因此而相加的损失之合有1955亿之多。28亿份问题合同，1955亿的经济损失，这对于救济机关而言，这是个多么庞大的市场啊，但这不是目前我国的公力裁判机关和执行机关所要面对的市场，而是他们面对不了的市场。私力救济的存在，虽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市场需求，但其也可以减缓损失如此之巨的现状。而且，私力救济机构不仅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同时因为私力救济机构本身是一种暴利行业，其还可以为国家带来大量的税收。
私力救济的盈利性其实并不能直接的证明私力救济的正当性，但其可以说明其以盈利为目的而存在是完全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的。虽然目前行内有因为谋取暴利而采取不法手段之行为，但是若使得私力救济存在于法律的监督与引导下，其还是可以提供救济服务的。
（3）私力救济的过度性
私力救济并不可能长期的存在，笔者以为伴随国家法制建设的迅速发展，公力救济机构及公民自身救济能力不断增强，仅就此两块已足以满足救济的需要，那么在那个时候也将不再存在救济市场的概念了，“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中道权衡”。 只有法可以真正的达到最终的正义目的，但是在目前，光靠公力救济还达不到这个目标笔者在次强调私力救济的过度性，其实是为了强调其“必经性”，公、私两种救济形态并存之时代，便好象向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阶段一样，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公力救济在目前之情况下无法担当起所有的救济责任，如果私力救济不作为的其最佳的补充搭档存在下去的话，那么将会违背社会发展之规律，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其次，私力救济之正当性从法律原理角度讲也是说得通的；

①请求权对私力救济的支持
以权利之间的关系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分为原权利与救济权（因权利之侵害而生之原状回复请求权及损害填补之请求权；与救济权相对待之原来之权利则谓之为原权） 因此可见，请求权可分为原权利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的请求权。 “盖救济权系原权利之侵害而发生，故救济权每为原权利之变形，且多为请求权焉” 笔者以为法律存在之目的主要在于两项职能；维护社会之秩序，保护公民之权利。如果私力救济请求权属正当范围，那么此权利就应当受到保护。
笔者认为，救济权的请求权发生要件是原权利的侵害，与单纯意义上的请求有些不同。请求权的对象是单纯的义务人，只有当此义务人拒绝履行其义务，而权利人坚持其权利的履行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救济权的请求权。具体过程是，首先，权利人要求特定义务人履行其应负义务，若义务人拒绝履行因先前的协定或是其他的行为而导致的义务的话，那么权利人的原权利的请求权则失效，而此时的特定义务人也就向侵权人转型（即法定其要负担某种责任）。此时，当事人可以第二次使用请求权，这里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的请求权。要求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引起的影响，并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笔者先前提到的作为所拥有的救济请求权其实当作请求救济权解，其是对受侵害者而言的，即受害者享有请求救济权或者说救济请求权。请求救济权；其实质是一种救济权，“请求”二字做动词解，是指公民拥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而救济请求权其实质是请求权，“救济”作名词解，即权利人有权要求救济，而其特定义务的形成形式当然有很多种。虽然说他们的具体权利性质不同，但是内容和最终的目的都是相一致的。而笔者在本文中的重点，私力救济，同公力救济、社会救济等救济形式相同，作为一种救济形式而存在，应当属于受害者救济请求权的对象之一。而前文中重点强调的救济权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权利人当然有选择其权利实现形式的权利。“有关民事方面的开放性实质上是给予权利人救济手段的多样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权利人行使私力救济请求权是完全正当的。此权利应受法律的保护。而为其服务的对象私力救济也应当在法律范围之内，否则，此权利是不可能被完整的实施的。民法学界对于未来民法典的体系及有关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中，关于物权请求和侵权行为的立法设计问题，其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建立新的请求权体系和新的民事责任体系。 魏振赢教授在《论请求权的性质与体系——未来我国民法典中的请求权》一文中说“民法典中不规定物权请求权，新的请求权是基于债权产生的请求权，即债权请求权”。随着社会的变迁，民事权益的不断发展变化，有关民事责任的形式规定也将随之变的多样化起来。那么，救济手段的多样化应当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私力救济作为重要的救济手段更是不可或缺的。
我国刑法上明文规定的允许私力救济的存在形式有自助救济、自救行为、正当防卫以及还有其他部分法律的有关允许私力救济形式存在的规定，但仅仅是这些是不够的。公民需要更为广泛的请求权，比如请求非公力机关的第三人为自己收集证据的权利和对于涉及自身的案件实施调查之类。这便是笔者在上文中论述的对于需要私力救济时的请求权。如果此类权利的存在得不到保护的话，中国公民的请求权体系将是极不完整的，深化一点，公民权利的实现将遭到极大的阻碍。而在现实中，由于没有私力救济的存在，公民私立救济请求权得不到很好的实施，这也导致了很多的公民权利至今尚未能得以实现。

② “调查权”对于私力救济的支持
民间调查，有一个更为时髦的称呼私人侦探。所谓私人侦探，是指采用专门知识和社会特殊技能为社会提供调查服务的行业。强大的社会需求为“私人侦探”业的提供了事实理论上的依据，已不用多说了，而其在法律依据上是否符合呢，笔者认为首先要搞清两个概念。一个是“侦查”，一个是“调查”，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团，这也是“私人侦探”是否合法的问题上最大的争论点。对于“侦查权”法学家的解释是：国家赋予执法机关的带有强制性的一项权利，包括调查，调取，传唤，留置，拘留，逮捕，查封，冻结，搜查，扣押等一系列侦查手段含有不可抗力性，由特定机关和部门执行，代表国家意志。而“调查权”是指为了了解事实真相而开展的查错，搜集，取证的权利，不具强制性，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而花钱雇侦探，笔者认为和雇律师差不多，都是代行权利罢了。警局的探长与我们平时所说的侦探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公职，一个则是对于一类善于刑侦的人员的美称。私人侦探也是一样，其称呼的由来主要是人们对于此行业充满了神秘感和对于其人员的尊敬，并不是说叫侦探就拥有了侦查权。那是对于此行业的误解，他们的经营范围只能是调查而非侦查。所以，若辖定好其行业范围，私力救济在法律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三、私力救济之合法化道路
（1）仲裁制度的借鉴
仲裁作为是民事诉讼的补充，解决民商类的事务纠纷，意义巨大。他们是两种有着密切联系的争议解决机制。民事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仲裁起着支持与监督作用，确保了仲裁程序价值的实现；仲裁也以其方式灵活、程序快捷、费用低廉等特点成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
私力救济服务机构的未来存在形式及合法地位，笔者以为，与仲裁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他们所补充的对象不同，但是其补充的形式及相关的位置、效用、地位关系几乎都是相同的。
因为私力救济服务机构并非是公力的职能部门，所以其所替代公力机关之处应当是一般的公民亦可为之却无法为的地方。如西欧或是美国那样让私人侦探介入刑事案件的调查在中国时机尚不成熟，特别是那些涉及到需要强制性或是暴力手段的案件，那样很有可能会导致私刑或是职权的滥用。毕竟，此类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将此类机构限制在民事范围之内，暂时还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做法。私力救济服务机构其职能体现的出现范围只能是以当事人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如果在其职能的范围内出现了对于强制力的需要，那也不能自行使用暴力，而是应当报请公力机关的协助。而此时公力机关也应当做好后盾的作用，给予适当的支持。其次，正如民事诉讼对于仲裁予以监督一样，公力机关亦要起到监督的作用，对于违规操作的私力机构依法取缔，如果出现违法现象更要严惩不贷。同时，私力机构要扮演好公力机关“配角”的角色，对于自己所掌握的一些线索要及时的向公力机关联系，不能仅为自己的利润而延迟了对案件完成的速度，更不能因为掌握一些线索而和当事人或是其他一些利害关系人讨价还价。当然，这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行业规范及道德的制定，这需要国家和所有的私力机构的成员以及所有的支持他们的人的共同努力。
（2）对于律师制度的借鉴
诉讼代理人：以当事人的名义，经当事人授权或法律的规定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事诉讼的诉讼参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