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2004]9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2004年5月18日



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行政审判涉及的法律规范层级和门类较多，立法法施行以后有关法律适用规则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法律适用中经常遇到如何识别法律依据、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等各种疑难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妥当地加以解决，直接影响行政审判的公正和效率。而且，随着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和适应加人世贸组织的需要，行政审判在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维护法制统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准确适用法律规范，确保行政案件的公正审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促进依法行政，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曾就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200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期间，就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与会人员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立法法、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形成了共识。现将有关内容纪要如下：
一、关于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据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立法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参照规章。在参照规章时，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解释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人民法院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规章制定机关作出的与规章具有同等效力的规章解释，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适用。
考虑建国后我国立法程序的沿革情况，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政法规；二是立法法施行以前，按照当时有效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但在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三是在清理行政法规时由国务院确认的其他行政法规。
行政审判实践中，经常涉及有关部门为指导法律执行或者实施行政措施而作出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国务院部门以及省、市、自治区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对于具体应用法律、法规或规章作出的解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往往将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
二、关于法律规范冲突的适用规则
调整同一对象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因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产生冲突的，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冲突规范所涉及的事项比较重大、有关机关对是否存在冲突有不同意见、应当优先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尚有疑问或者按照法律适用规则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依据立法法规定的程序逐级送请有权机关裁决。
(一)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判断和适用
下位法的规定不符合上位法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适用上位法。当前许多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据下位法作出的，并未援引和适用上位法。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法制统一，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对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一并进行判断。经判断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依据上位法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从审判实践看，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常见情形有：下位法缩小上位法规定的权利主体范围，或者违反上位法立法目的扩大上位法规定的权利主体范围；下位法限制或者剥夺上位法规定的权利，或者违反上位法立法目的扩大上位法规定的权利范围；下位法扩大行政主体或其职权范围；下位法延长上位法规定的履行法定职责期限；下位法以参照、准用等方式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义务或者义务主体的范围、性质或者条件；下位法增设或者限缩违反上位法规定的适用条件；下位法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下位法改
变上位法已规定的违法行为的性质；下位法超出上位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种类和方式，以及增设或者限缩其适用条件；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文件设定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或者增设违反上位法的行政许可条件；其他相抵触的情形。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修改后，其实施性规定未被明文废止的，人民法院在适用时应当区分下列情形：实施性规定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不予适用；因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的修改，相应的实施性规定丧失依据而不能单独施行的，不予适用；实施性规定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不相抵触的，可以适用。
(二)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适用关系
同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内的不同条文对相同事项有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特别规定。
法律之间、行政法规之间或者地方性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下列情形适用：新的一般规定允许旧的特别规定继续适用的，适用旧的特别规定；新的一般规定废止旧的特别规定的，适用新的一般规定。不能确定新的一般规定是否允许旧的规定继续适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属于法律的，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属于行政法规的，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裁决；属于地方性法规的，由高级人民法院送请制定机关裁决。
(三)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冲突的选择适用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适用：(1)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作出实施性规定的，其规定优先适用；(2)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部门规章对于国务院决定、命令授权的事项，或者对于中央宏观调控的事项、需要全国统一的市场活动规则及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等需要全国统一规定的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3)地方性法规根据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授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具体规定，应当优先适用；(4)地方性法规对属于地方性事务的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5)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对需要全国统一规定以外的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 (6)能够直接适用的其他情形。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送请有权机关处理。
(四)规章冲突的选择适用
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相同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适用：(1)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作出实施性规定的，其规定优先适用；(2)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部门规章对于国务院决定、命令授权的事项，或者对属于中央宏观调控的事项、需要全国统一的市场活动规则及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等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 (3)地方政府规章根据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授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具体规定，应当优先适用；(4)地方政府
规章对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5)能够直接适用的其他情形。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裁决。
国务院部门之间制定的规章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选择适用：(1)适用与上位法不相抵触的部门规章规定；(2)与上位法均不抵触的，优先适用根据专属职权制定的规章规定；(3)两个以上的国务院部门就涉及其职权范围的事项联合制定的规章规定，优先于其中一个部门单独作出的规定；(4)能够选择适用的其他情形。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裁决。
国务院部门或者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对相同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参照上列精神处理。
三、关于新旧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
根据行政审判中的普遍认识和做法，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下列情形除外：(一)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的；(二)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三)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应当适用新法的实体规定的。
四、关子法律规范具体应用解释问题
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对于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一般按照其通常语义进行解释；有专业上的特殊涵义的，该涵义优先；语义不清楚或者有歧义的，可以根据上下文和立法宗旨、目的和原则等确定其涵义。
法律规范在列举其适用的典型事项后，又以“等”、“其他”等词语进行表述的，属于不完全列举的例示性规定。以“等”、“其他”等概括性用语表示的事项，均为明文列举的事项以外的事项，且其所概括的情形应为与列举事项类似的事项。
人民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应当妥善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定和维护法律规定的严肃性，确保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统一性和连续性，又要注意与时俱进，注意办案的社会效果，避免刻板僵化地理解和适用法律条文，在法律适用中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浅谈我国强制险的法律适用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日益优越，风险意识也日益提高，据调查，中国中上以上生活水平的家庭已经人手一份保险，很多生意人也纷纷为自己的厂房、公司、投资风险、合同风险购买各种各样的保险。但从笔者接触的很多关于保险纠纷的案件来看，很多投保人仍然缺乏对保险法的相关知识，当意外事故发生时，他们所购买的保险却不能如他们所愿为其分担财产损失。通过跟当事人的交流，他们的习惯思维是每种保险都是遵循同一个规则，谁买保险，保险公司就向谁给付保险赔偿金，或者只要自己的财产购买了保险，当其遭受损失时，任何受损失的当事人都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其实，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保险合同遵循的是合同法契约自由的原则，合同双方拥有完全的合同自由，唯一遵循同一规则的保险是强制险，因其适用遵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也叫法定保险。在法律适用中商业险与强制险是有严格区分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强制险的区别更是微妙和重要。对两者的区别认识对现实生活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那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强制险有何区别？中国实施最广泛的强制险——交通强制险（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险在适用中又应如何区分呢？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详细回答。
一、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强制险的区别
首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强制险的立法意图不同，现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能实现强制险的立法目的。我国《保险法》是在世界保险业和保险法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保险法具有世界性。从西方国家保险业发展之初至今，无不遵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所以保险是在这一理念基础上的一种风险分散制度，基本原理是集合危险，分散损失，根本目的是团体共济，我国《保险法》也是建立在这一根本原理之上的。就责任保险而言，由于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后，需要在其财产中做出部分支出，这样就会导致被保险人责任财产的减少，为了弥补这种减少的损失，产生了责任保险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将责任保险归类于财产保险的原因。可见责任保险实际上是以被保险人全部责任财产作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立法目的在于实现被保险人责任财产的平衡。虽然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第三者的利益，但是这种保护要受到保险合同的制约，具有事后赔偿的性质，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副产品。强制保险又被称为法定保险，是根据国家法律或行政命令，在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强制建立的保险关系，要求特定范围内的任何标的都必须参加保险。它是国家从保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强权实施的一项保护保险合同关系以外第三人的制度。国家负有处理社会问题的职责，就利用了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模式创造了解决社会问题机制。为了维持这种机制的继续发挥作用，法律在规定保险公司法定赔偿义务的同时，往往赋予其在一定范围内对被保险人的追偿权，所以，强制保险解决的是社会问题，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虽然也因保险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但这种受益是在受害第三人的损失得到保险赔偿之后的责任免除，来源于立法强制，具有先行赔付的性质，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是强制保险的副产品。所以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受害的第三人，不在于维持被保险人财产的平衡。
其次，从合同法的角度讲，投保人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时，与保险公司之间是合同关系，其基本适用合同法的相关原则及规定，与强制险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遵循合同自愿原则和适用合同相对性的规定。商业第三者责任的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投保，保险公司也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承保，还可以设定众多的责任免除条款和繁琐的理赔程序，保险公司也必须根据合同相对性来行使追偿权利和赔付义务。而强制险则是由国家法律强制规定一定社会范围以内的人必须购买，最重要的一点是，其通过特别法的方式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使得非合同相对方的受害者一方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索赔，免去了索赔的繁琐程序，减低了索赔失败的机率，从最大限度内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
因此，为维护自身日后的利益安全，购买商业保险时首先要了解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因为其是严格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来行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合同法的自愿原则是一把双刃剑，只有谨慎使用，才会给自己带来利益，稍有不慎，就会掉进微妙的法律风险之中。
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交通强制险的区别适用
2006年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正式实施，我国的第一个关于强制险的专门法律条文诞生。每一个新生的法律都是稚嫩却又意义重大的，因为其对以后相关法律的制定具有重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因此，通过对现有相关法律的比较分析，不仅对适用法律有指导意义，也对以后的立法工作有参考借鉴意义。
第一，两者的强制性不同。根据《交强险条例》第2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根据保险法第11条：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由此可见，交强险是每辆机动车都必须购买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遵循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选择购买。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当事人既购买了交强险也购买了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后，其可否获得两份保险赔偿金呢？现在法律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根据保险法第41条：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 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二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 根据《交强险条例》第45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字本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本条例施行前已经投保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期满，应当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由此可见，《交强险条例》只是明确规定每辆机动车必须购买交强险，已购买商业第三者险的允许其待保险期满再投保交强险，条例里规定的交强险与第三者责任险并不是选择关系，而是一种过渡关系，是立法者的人性化考虑，并没有禁止机动车重复保险。综上所述，当事人既购买了交强险又购买第三者强制责任险的，只要其把该情况告知了保险人，保险价值在各保险人的赔偿总额之内，就完全可以获得两份赔偿金。
第二，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不同。根据《交强险条例》第31条：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和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受害人可以向根据保险法第45条：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人依照第一款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可以看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保险公司承担的是补充责任。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不同决定了保险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条是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共同诉讼分为两种：一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另一种是普通共同诉讼，又称一般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诉讼，共同诉讼大致有以下六种类型：(1)因对共有财产发生纠纷而提起的诉讼；（2）因连带债权或连带债务而产生的诉讼；（3）因共同侵权致人损害而产生的诉讼；（4）以合伙组织作为当事人发生的诉讼；（5）因共同赡养、扶养、抚养关系而发生的诉讼；（6）因共同继承遗产而发生的诉讼范围。综上所述，如果当事人购买的是交强险，属于上述“因连带债权或连带债务而产生的诉讼”，属于共同诉讼的范畴，起诉到法院请求赔偿损失时就可以列肇事者和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但如果当事人只购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那么受害人与肇事者是一个法律关系，肇事者与保险公司又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是不能合并审理的，因此，当事人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话，只能在起诉肇事者以后，其财产不能足额赔偿给受害者的情况下，再另行起诉保险公司要求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第三，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不同。根据《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2款：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第2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法第138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下列行为之一，进行保险欺诈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三）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人身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或者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这个条文可以理解为当投保人有相应的违法行为时，保险公司可免除赔偿责任。但应该注意的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往往会多加一些免责条款，投保人务必仔细阅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四，索赔期限不同。《交强险条例》第29条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5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金的协议后10日内赔偿保险金。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适用民事诉讼法2年的诉讼时效。这也明显反映出强制险社会本位的立法意图，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人。
第五，赔偿的原则不同。第三者强制责任险是按照过错责任来确定保险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的赔偿方式保险合同中有具体约定，且其赔偿不区分人伤还是物损，均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保险人依据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的大小来承担赔偿的多少；而“交强险”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是按照无过错的原则确定的，它并不是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而是依据法律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具体规定在责任限额内给予赔偿，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2008年2月1日零时保险期间尚未结束的交强险保单项下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原来的6万元调整位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
三、法律思考
无庸置疑，强制险的实施更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稳定社会秩序，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备武器，《交强险条例》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是全国人有目共睹的。再看我国的另一个强制险——社会保险。根据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法》第72条：　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17条：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七）社会保险；……综上可以看出，社会保险是国家明文规定的每位劳动者必须购买的保险，但为什么从1995年实施至今，社会保险的全面推行仍然举步维艰呢？阻碍社保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因素何在呢？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社会保险未普及的层面主要在于中小企业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据有关媒体的深入调查可知，农民工由于无力在城市购买房屋定居，他们农闲时进城务工，农忙时回家务农，随意性和流动性很大。这类现象在建筑、酒店和餐饮行业表现尤为突出。而养老保险又不能跨地区转移接续。也就是说，当这些农民工返回家乡或者到另一个地方就业时，曾经缴纳的养老保险不能取出来，企业当初为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也不能随农民工的转移而转移到另一地，等于这部分保险费用白交了。因此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再者， 即便不是农民工，很多中小企业在刚刚起步阶段，周转资金不充裕，为追求眼前利益，往往不愿意也难以承受给劳动者购买社保，这部分资金挪作他用往往能给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劳动者一旦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就必须交纳社会保险，因为社会保险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因为上述的原因，农民工不愿参保，中小企业劳动者为保工作宁愿不参保，所以也就不愿签订《劳动合同》，从而造成中小企业劳动者《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这是连锁反应。 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使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必须从根源上解决。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建立中小企业扶助计划和适合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办法，最重要的是实现养老保险的跨区接续。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工所缴的养老保险不白缴，才能让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真正实现其立法初衷。养老保险全国转移接续方案急需出台。
正如前文所说，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受害的第三人，其社会本位决定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宗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而言，农业才是根本。针对当今的农业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就失惨重，再加上今年南方雪灾农业所蒙受的巨大损失，禽流感、疯牛症等世界性牲畜疾病的肆虐，农业问题是我国现今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制定“农业保险法”，显得尤为及时和迫切。笔者认为，农业保险要真正想成为农民和农业的“定心丸”和“稳压器”，很有必要让农业保险成为一种强制险种。我国的农业保险没有任何强制性。2002年修订后的《农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所以，笔者建议，《农业法》的这个条款有必要进行修改，与此同时，“农业保险法”要明确规定，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作物和主要饲养的牲畜，必须进行强制投保。随着我国财政实力的日益增长，国家有实力拿出一部分资金，补贴到农业保费里，有专家曾估算过，只要国家投入100亿元，就能全面启动农业强制险。看来，全面推行农业强制险，并不存在技术难度和资金困难，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决心。
我国关于强制险的普及发展相对缓慢，作为一个贫富不均，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依靠国家强制力，通过国家立法，扩大强制险的实施范围，不失为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推进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有力措施。在保险法再一次修订之际，强制险的相关立法也有必要提上日程。

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
梁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