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建立、健全统计行政程序之我见
南京市统计局：王国钧

长期以来，由于法治观念的淡漠，行政时效的紧迫、行政事务的繁杂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往往只强调实体的合法、合理，而对必要、正当的行政程序却注重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反过来对行政行为的结果也产生了诸多不利的负面效应。在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公正执法不仅要注重实体，更要注重程序，正当必要的程序是区别?人治?与?法治?的重要标志。从本职工作出发，我认为在当前统计行政管理工作中注重行政程序的建立和健全工作，势在必行。

对统计行政行为要有正确的认识。

何谓统计行政行为？简言之，就是统计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所作出的影响到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具体化地说统计行政行为包括统计调查项目审批行为、统计调查行为、统计资料公布行为、统计确认行为（包括统计资料的认定、统计行政登记等）、统计行政许可行为（包括发放统计上岗资格证等）、统计行政处罚行为，等等。一般而言，政府统计行政机关业务处室所涉及到的行为只要与相对人发生关系的，都是统计行政行为，都要受统计法的调整和规范，都要依法行政，而不仅仅是统计行政处罚行为。只要统计行政行为不当，影响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作出该项统计行政行为的统计行政机关就有可能当被告。譬如讲，统计局向某基层单位布置了一张调查表，这就是统计行政行为，基层单位认为这项调查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统计局就是被告，就有出示作出这项调查的依据和具体审批程序等证据的义务。没有合法、合理的依据，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这项统计行政行为。如果因为调查给基层单位造成损害（人力、物力等），作出这项调查决定的统计行政主管部门还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进行国家赔偿，并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追偿。
为何要强调统计行政程序的建设
在作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时，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减少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克服?人治?的现象，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在统计行政法律关系中，统计行政机关作为统计行政主体，处于领导的地位，而相对人（统计调查对象等）则处于服从的地位。统计部门随意制发一张调查表就有可能给相对人带来较大的工作量，增加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开支，特别是不科学的统计指标更给填报带来极大的困难，而这些数字汇总上来后，领导也不见得就是很需要，甚至于统计部门通过现有的资料进行必要的加工也可以获得。因此，这种在统计工作中的?人治?现象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控制。即任何统计调查都必须要进行立项论证，确定有无必要进行专门调查，若确有必要进行调查，还要对调查表进行审查，弄清指标的设置有无必要，指标设置是否科学，调查时间是否合理，调查经费有无保障，等等。在此基础上由有关领导进行签发，在统计调查前还要进行公告等。
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增强统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
在日常的统计行政管理工作中，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对一系列的统计行政行为的程序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都是必须要认真贯彻执行的，不履行这些程序上的义务，也就是违法。从另一方面来讲，讲究一定的程序，可使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是由于在一个良好的程序中，必然有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予对行政行为论证这个环节，有的还要进行必要的听证环节，重要的事项还要通过有关的办公会议集体讨论拍板，经过这样的层层把关，统计行政行为的质量，也必然得到极大的提高。如在统计报送期限的问题上，过去不经过论证，给基层单位的上报期限规定得太紧，以至于到了基层必须25日前就要报整个月的数字，这样质量是难以保证的。如果在制定这样的决策前听取相对人的听意见，也不至于作出这样不近人情的行政行为来。由于时间紧，基层就采取统计加估计的办法来报数，不仅影响了统计数字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弱化了统计法制观念，为弄虚作假提供了温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统计数字上的不实事求是的现象，与调查组织者对待搜集资料的不实事求是的行为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作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中，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加强统计执法，明确统计行政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从统计行政管理领域上来讲，在统计行政权（公权力）与统计调查对象的私权利之间存在着一个平衡点。这种平衡，我认为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除了要对统计行政管理权进行控制以外，在统计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要加强对统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执法检查。由于统计行政行为未经过一定的程序造成相应的手续不完备，给监督检查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如在组织年定报统计工作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统计行政行为，首先必须要以统计行政机关的名义下发一个开展统计年定报工作的通知，明确开展统计调查依据、目的、意义、统计行政主体、统计调查对象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统计法律责任。最主要的是要对每张表要列出具体的表名、表号、填报单位、上报日期、上报给谁（受表单位），等等。如果上报日期推迟和提前都必须要有相应的正式书面通知。其次，开展年定报的通知和有关的统计指标解释，要采取适当的形式送达到统计调查对象手中，并留有送达的依据，如采取开年定会的形式进行工作布置的，则必须留存会议签到单，以便于查阅。对于一次性重大调查要在有关报刊上进行调查前的公告等等。通过上述程序，便于明确统计法律责任，有利于统计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
对统计行政程序的探讨
统计行政行为是统计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这个表示一经作出就具有公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法律效力。
统计行政行为意思的形成程序
我认为行政行为的意思可分为贯彻性意思、创设性意思两大类。在这两大类中有不同的特点：
贯彻性意思的形成。所谓贯彻性意思是指统计行政机关为贯彻上级统计部门有关统计工作的总体布置所要进行的具体统计行政行为的意思。如开展全市年定报工作就是贯彻全国、全省统一部署进行的。在这类意思的形成中，要吃透上级的文件精神，在满足上级要求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具体化。重点就是要明确本地基层单位如何上报、以及上报的时间、地域、对象等各种要求。一般由统计行政机关部门草拟文件，并对基层上报时间、上报方式进行合理论证后，由分管局长签发即可。
创设性的意思的形成。所谓创设性意思又可分为自身创设性意思、他人创设性意思两种。自身创设性意思，即根据当地党政领导的要求或根据实际工作开展的需要所要作出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意思。这是要重点控制的。
首先，开展这项统计行政行为要合法、合理，不能违反法律。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程序上要遵循?申请立项?、?讨论?（听证、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办公会研究（或首长拍板）?、?签发?等基本过程。
申请立项。这是一般重大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必经程序。立项必须要有立项的依据（法律依据）和实际的需求。一般还需要有可行性研究的报告。
讨论。这里的讨论指对立项需求（申请）的可行性问题的讨论。一般由一个参谋性（辅助性）的机构（组织）来实施。这个机构（组织）要吸收相关的专家或有关方面代表（最好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重大的涉及到相对人切身利益的应进行公开的听证。一般的也可沿用传统的召开座谈会、放发征求意见稿等形式。重点讨论项目需求（申请）的必要性、可行性的论证科学性等内容，然后对实施内容、形式等要素进行讨论和优选，形成一个意见报决策层会议或交由首长拍板。在上述过程中，要注意听证与召开座谈会的区别。首先，听证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靠众多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具有严格的法律规则和意义，它不是泛泛的道德要求，也不是简单的工作作风，而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工作规则，一旦违反这些原则和规则，将影响某项决策或行政决定的效力。其次，听证的核心在于?听?和?证?两方面。所谓?听?就是?听取?，如果只听?不取?，或?听?而不?取?，则起不到?听证?的作用。所谓?证?是指决策部门的决定必须建立在利害相关人提供的证据事实基础上，允许利害相关人就对方提供的证据加以质证、辩驳。换言之，决策部门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兼听各方意见，而且每次决策必须是建立在相关证据基础之上，特别是建立在有力证据基础上的意见。
办公会研究或首长拍板
对于重大的一般要经过办公会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表决。在表决程序上应规定不得投弃权票，即要么反对，要么赞成。各人表决情况记录在会议纪要中，这虽是集体决定，若出了问题，凡投赞成票的，要承担责任，投反对票的不负责任。但同时要建立一个约束机制，凡三次投反对票而该项行政行为却分别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领导集体成员，要受到相应的处分，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认定行政行为对与错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要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具体可采用民意测验、跟踪调查、综合评价等方法来论证。
对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的决策可在经过必要的程序后，依据领导分工由行政首长拍板决定。
上述贯彻性意思和创设性意思是相对的，有些创设性意思经过决定后，对于具体的部门（如专业处）来说又变成了贯彻性意思。有些贯彻性意思，为了贴近各地实际情况需要进行适当补充或修正又具有创设性意思了。
而他人创设性意思，即他人为贯彻党政领导的需要或自身需要就统计方面的工作，向统计部门提出的利用统计行政权的申请的意思。如市机械局为了调查全市机械工业的情况，向统计部门提出要开展统计调查的创设性意思，若经统计部门依法审核同意就具有法定效力。属于部门统计调查，就受到统计法的保护。其具体的程序同自身创设性意思的程序。
统计行政行为的签发和公告的程序
统计行为一经确定下来，要经行政首长的签发，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使有关相对人知晓。其送达方式同法律文书的送达方式。有委托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送达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对不特定的相对人作出统计行政行为时，可在一定范围内采取在报纸上公告的方式。这里的?一定范围?要与统计行政行为的实施范围相一致。如要在南京市开展全市范围的居民出行情况的调查，可在《南京日报》等全市性的报纸上进行调查公告。
统计行政程序实施中的在关问题
程序与效力的问题
行政活动有其多、杂、变化快等诸多特点，讲究一定的程序就必然要经历一定的过程，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行政效力总是与一定的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必然要影响行政效力。为了解决这一对矛盾，在作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时，有必要把统计行政行为区分为重要的统计行政行为和一般的统计行政行为。对于重要的统计行政行为毫无疑问必然要严格适用上述的程序。面对于一般的行政行为，要有限度地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可将立项申请、讨论、办公会审议等过程有选择地压缩适用，但作为行政首长的签发是必经的程序，不可忽略。
对于时间紧迫的重大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决策，在一定条件下也可适用简易程序，但必须是十分慎重，且不宜多搞。
统计行政程序必须公示。
为对统计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各项统计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采取公示的原则，使统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充分的了解，以避免?暗箱操作?，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实践证明，公示的方法对于提高统计行政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法定审批程序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客体要有法定的标志。
为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经过法定审批程序的行政行为的客体，要依照有关规定标注法定标志。如经过统计行政程序审批的统计调查项目在相配套的统计调查表上必须标明?制表机关、文号、表号、批准或备案机关?等法定标志，若无此标志的，任何统计调查对象均可以拒报。这实际上是赋予了统计调查对象的正当维护权，即对于不法的、加重其义务负担的行政机关的统计调查行政行为的抵制、拒绝，以达到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的目的。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对于其他行政机关、社团组织的无标志报表可拒绝填报，那么对于统计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没有法定标志的统计调查表能否拒报呢？我认为也一样可以拒报。因为统计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统计报表没有法定标志，意味着它的这项统计行政行为未经过法定程序审批，是一种程序违法，当然可拒报。凡没有法定标志的统计表可拒报，如有法定标志的统计表即使相对人有意见不愿报，也必须报，只能依法提起统计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复议或诉讼期间不停止填报统计报表的活动。
同样，在统计行政确认的行为中，如对全市工业企业的排名，必须要标志由统计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才有效。在公布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统计资料时，也必须加上?经统计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字样。

半道“宰客”也是抢

[案情]2003年5月28日,在大同矿务局打工的三个河北民工租乘被告人王某和李某的出租车回家乡望都县收割小麦，双方讲好租车费500元，出发时预付100元用来加油。当车驶出大同，进入怀仁县境内时，王、李二人停车加水。王提议“要挣大钱”，“跟他们每人要500元，不给就硬要”，李遂表示同意。当车行至盘山公路上时，坐在后坐的李某开始向三民工索要“油钱”、“车费”，并以“不给钱（车就）不走”相威胁，前边的王某一边驾车一边帮腔，“打呀骂的”，三民工无奈，分别各自掏出一些钱交给被告人李某，共计1500元。李还扬言“一会儿搜身，（从谁身上）搜出（钱），（就将谁）扔沟里去”。车行至邻县白石口检查站时，停车接受检查，三民工不顾二被告人的阻止，强行下车报警，言称被抢，同时夺回了被要走的钱款。王、李二人被交警抓获。
[意见]在本案的处理上，产生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强迫交易罪。刑法226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论处。故强迫交易罪是情节犯，而本案二被告人采取语言威胁的手段，迫使三民工接受其客运服务，促使不平等交易目的的实现，以超出原价两倍的价格强迫受害人付款，差额太大，属情节严重情形，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其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敲诈勒索罪。王、李二被告人主观上报着一种要“挣大钱，必须心要恨”的心态，寻找借口，以语言相威胁，给三民工造成心理恐惧，致使其害怕受到其他伤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交出原价数倍的“车费”，实质上是敲诈，二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三民工的财产所有权，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定抢劫罪。二被告人有着明确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在此动机下产生抢劫乘客的犯意，并实施了语言威胁的行为，而且利用特定的危险环境，对受害人进行精神强制，迫使其就犯，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评析]笔者认为，虽然二被告人的行为似乎构成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但仔细分析起来，对该二被告人最终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处下：
（1）、本案二被告人在三民工向其租车时，即已将目的地、价款等谈妥，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的客运合同成立并生效。尽管作案时合同已进入履行阶段，与合同的订立一样，同样仍然处在服务交易之中。因此，从二被告犯意的产生到实施威胁行为均在交易中发生，且被告人又从事的是合法的旅客营运业务，专门提供客运服务，并非像那种平常并不经营客运业务而却强迫三民工临时有偿搭车的行为一样，故符合强迫交易罪的客观要件。被告人是专营出租车业务的经营者，对市场行情是明知的，对路途远近以及车费计算不会出现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且客观上也不存在市场行情与原定应收车费有差距的情形，故其强行索要巨额车费，符合强迫交易中情节严重的要求。二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践踏了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自愿公平交易的原则，扰乱了市场秩序，同时也侵犯了三民工的财产权利，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
（2）、但二被告人毫无理由地强行索要几倍于原定价格的“车费”，且密谋策划时，即约定“要挣大钱”、“不给就硬要”，反映了其贪利动机和非法掠夺他人财物的目的，一切借口只不过是占有他人财物的幌子，在自己的合同义务未予全部履行前，便威胁三民工预付巨额“车费”，并且当即支付。这一切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间，似乎给人一种强迫交易的影响，实际上已超出交易的范畴。本来双方约定到达目的地再给付余款400元，但二被告人为“挣大钱”，在半途中发难，从其选择作案的这一时间段上来分析，显然与到达目的地后再威胁三受害人支付数倍的车费之情形炯然不同。其见财起意，敲诈勒索的特征表现得要更大一些，更明显。而且此时，其目的已不再是促使交易的实观，而是进一步转化成赤裸裸的敲诈。再从其作案的空间上来分析，在野外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内，似乎也跟一般生活观念上的交易市场相距甚远，其正在市场中交易的这一概念已从心理意识层面淡出，因此，被告人此时的心态已不再是对市场交易秩序的藐视和挑战，而是纯粹的借机打劫他人钱财。故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已不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及公私财物，而是纯粹的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另外，二被告人只实施了语言威胁，未对三民工实施暴力侵害，仅有程度较轻的推拉扯拽，三民工的人身权利未受侵犯，从这一点上看，二被告人的行为也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
（3）、被告人王某、李某当面威胁三民工，并且扬言当场要实施所要威胁的内容，即“扔到（山沟）里（喂狼）”，三被害人自感无回旋余地，被迫当场交出财物，具备了抢劫的两个“当场”性特征。虽然，二被告人未侵害三民工的人身权利，只进行语言威胁，有意识地施加了精神压力，而威胁不仅仅是抢劫的特征，而且也是敲诈勒索的特征，似乎属敲诈勒索行为，但在行驶中的出租车这一特定的空间内，又是在异乡，人生地不熟，而且行进中的车辆在客观上也变相地限制了乘客一定的人身自由，无法得到外援，几及于“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之境地，尽管二被告人未实施暴力，只进行了语言威胁，夹之以程度很轻的推拉扯拽，但在三民工心理上造成的恐惧感、不安感却由于这一特殊的处境而被成倍地放大，此时的一推一扯尽管并不会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伤害，甚至连一个钮扣也不会掉落，但却在受害人精神上会造成了巨大的强制效力，其心理感受与在大庭广众之下或在熟悉的开放的环境下相差甚远。从这一点看，虽未使用暴力，但给三民工心理上造成压力之大不亚于对其人身进行直接的暴力伤害，从而直接使之失去反抗能力。山高路险，沟壑纵横，行车当中，如反抗则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跌入万丈深沟；如不反抗则至少人身安全得以保全。事已至此，“身不由己”，屈服其淫威，违心地将血汗钱拱手相让，无疑是唯一的选择。也就是说，这种语言的威胁已足以抑制三受害人的反抗。二被告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已远远超过敲诈勒索行为，已超越了敲诈勒索所能评价的范畴。试想，如不对此类行为进行严惩，谁还敢再乘坐出租车，当大家都对满大街的出租车敬而远之的话，这个行业乃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将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这么大的法益难道不应该受到更加强力的刑法保护吗？
（4）本案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既具有强迫交易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的特征，界线并不是很明显，不易区分。对于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这两个罪名来说，前文已述及，考虑到二被告人选择的作案时间，敲诈勒索罪的特征表现得更明显一点，但根据省高院2002年度刑事工作会议的精神，敲诈勒索罪的数额较大暂定为1500元，而本案二被告人向三民工强行索要了1500元，扣减400元合理的租车费，应以1100元计算犯罪数额，如此，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当然如情节严重还是可以构成该罪的），故该罪可以排除，不再讨论。至于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二者之间，由于被告人作案时利用了特殊的时空条件，出租车又属于公共交通工具，行进途中作案极有可能造成乘坐者人身、财产损失，甚至造成对过往车辆和路人的损害，危及公共安全，因而其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以抢劫论处，才可罚当其罪。这如同携带凶器抢夺一样，虽然是抢夺，但一旦“携带凶器”这一因素介入，性质马上发生变化，即转化为抢劫（刑法267条二款）。最高人民法院[1993]法发2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合国铁路法〉中刑事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一）项规定“……凡在列车内，对旅客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如以语言威胁、暴露或者暗示以凶器或者依仗人多势众，对被害人施加精神压力等，强拿旅客财物或以‘借钱借物’为名索取财物的，以及对旅客实行强买强卖，侵犯旅客财产权益的，均应以抢劫论处。”故对本案二被告人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也正体观了这一精神。此外，从想象竞合犯这一角度分析，即使二被告人的行为同时均符合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的犯罪构成，但择一重处的结果，仍应以抢劫罪处罚。
（5）也许有人会想，以抢劫论，起刑点就是三年有期徒刑，是否处罚太重？二被告人所抢的钱款数额仅一千余元，又被三民工夺回，未造成财产损失。毕竟被告人也提供了客运服务，实践中此类“宰客”行为又并不鲜见。其实，这恰恰是一种客观归罪的报应主义思维。“宰客”本是民事范畴的概念，是民事行为，“宰客”具有引诱、欺诈的成份，但起码建立在一个自愿交易的基础上，只不过利用了消费者处于一种缺乏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弱势地位。而本案是犯罪行为，受害人在被告人的威胁下，已丧失了自主意识，双方之间已失去了一种交易的平台和现实基础，二被告人的行为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且利用了特定的危险环境，性质恶劣，其行为已超越了强迫交易罪甚至敲诈勒索罪所能评价的范围，故以抢劫罪论处是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另外，本案的小型出租汽车不属于刑法第263条（二）项的“公共交通工具”，依法只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不会处罚太重。

朔州市中级法院 张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