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刑法增设“性贿赂”罪

洪碧华


[摘要]性贿赂古已有之，危害性极大，其影响并不亚于财产贿赂，我国刑法应尽快增加此犯罪的规定，才能有效打击和遏制“性贿赂”行为。本文透过当今社会存在的官场腐败新景观——性贿赂现象，从性贿赂的现状和危害谈起。着重论述了增设“性贿赂”犯罪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立法惩治贿赂犯罪。

[关键词] 性贿赂； 犯罪； 刑法


　　“性贿赂”是指请托人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不惜牺牲自身或他人的肉体进行性服务，从而达到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与其进行不正当交易的目的。“性贿赂”包含“性受贿”和“性行贿”两个具体罪名。贿赂的本质是一种利益交换，包括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

一、我国“性贿赂”现状

　　“性贿赂”尚未入罪，打击“性贿赂”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现行刑法及七个修正案都没有规定“性贿赂”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每一个倒下的贪官后面都有一个女人”，镜头一：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收受贿赂4000余万元，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由李平出面与请托人联系请托事项并收取贿赂款，由成克杰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在承包工程、解决资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镜头二：江苏省如东县“养鳗大王”顾成兵，4年内贷款达12亿元，一个鱼贩子靠着“金弹”和“肉弹”，居然百发百中，数十名干部被拉下水。镜头三，原深圳市罗湖公安分局女局长的安惠君常常利用职权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出差总要带个帅哥同行,被称为是“性受贿第一案”。镜头四：湖南省建工集团总公司蒋艳萍，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只用了短短13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桃色丑闻”，用“肉弹”击倒的各级干部就达40多人，从仓库保管员升到副厅级干部，性贿赂不仅助她官场发迹，还帮她疯狂聚敛财产1000多万元。被称为是“性行贿第一案”。　
　　权色交易愈演愈烈，呈蔓延之势，一些不法分子花钱雇佣“三陪女”，直接取媚个别贪官，要求或者迫使他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十个贪官九个色，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绝大部分贪官都有情妇。过去金钱对人的诱惑力大是因为口袋没钱，而现在不算巨额的经济利益已经不能使贪官动心了，这时，“性贿赂”就显示其巨大威力，成了行贿犯罪的绝招，贪官的色情腐败已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然而，我国刑法仅规定受贿、行贿和介绍贿赂三种形式，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对“性贿赂”的界定和惩治标准确属“真空地带”，法无明文不为罪，这就等于用10万贿赂换取权力者100万的“利润”可定其罪，用10个女人换取100万“利润”却可以不予处理。这是立法的漏洞。
　　十年前，刑法学者金卫东就提出性贿赂属于贿赂犯罪的一种形式。赵平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2002年，翁维权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同样议案，建议在《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增设“非财物贿赂罪”。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在反腐败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最近查办的几起部级干部受贿大案中，几乎都涉及到情妇。”

二、在刑法中增设“性贿赂”犯罪的必要性

　　“性贿赂”行为的普遍性和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将这种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
（一）增设“性贿赂”罪、可堵塞法律漏洞
　　刑法第385条第一款对受贿罪的定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9条第一款对行贿罪的规定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这两条都是针对财物贿赂犯罪做出的规定，但是贿赂的形式却远远不止财物一种，按照这两款规定，其他贿赂形式是不能按照贿赂犯罪来定罪量刑的。这就为那些利用美色进行贿赂犯罪的犯罪分子钻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对“性贿赂”作出规定可以有效地堵上这一个法律漏洞。
（二）将权色交易定为“性贿赂”罪、符合立法本意

1.“性贿赂”与财物贿赂所侵犯的客体相同。贿赂犯罪的立法目的在于同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作斗争，以保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它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权色交易侵犯的客体同样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权色交易行为同财物贿赂行为一样，都损害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权力的信赖感。性贿赂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必须自觉遵守《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

2.性贿赂具有犯罪的实质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权色交易比权钱交易的危害更大，它策划于密室，行事于床笫，处心积虑，手段隐蔽，不留痕迹，作用持久，它滋生腐败，导致权力变质，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其危害可见一斑。因此，“性贿赂”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果仅靠道德来调整保护显然是不够的。

3.惩治“性贿赂”犯罪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面对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遏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制止这种危害行为。因此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机制的运作要同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性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道德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故必须用刑律来加以约束。

（三）增设“性贿赂”罪的立法依据

　　根据2005年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条的规定，凡是直接或间接给予公职人员不正当好处，以影响该公职人员作为或不作为的都规定为犯罪行为，而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的，以作为其执行或不执行公务的条件的，也被认为是犯罪。这其实已经把非物质利益纳入了贿赂犯罪的范围。作为一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的国际公约，自然成为我国的法律渊源，对我国公民都具有约束力。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了打击色情腐败，禁止官员婚外情、婚外恋；公安部消防局为了加强廉政建设，发布 “四个严禁”，在行政规章中首次提到了性贿赂：“严禁在部队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和财物分配中收受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等非物质性利益”。 2007年颁布的《公务员处分条例》第31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或者组织、支持、参与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性贿赂”自然属于嫖娼、色情淫乱同类范畴，必须予以党纪政纪处分。
　　我国古代唐律、元律和大清律已将性贿赂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德国、加拿大，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均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也就是说，“性贿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一种贿赂。台湾地区刑法规定贿赂是指财物，但构成受贿罪，除收受贿赂外，还包括收受“其他不正当利益”。日本刑法明确规定贿赂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如日本明治44年5月15日大审院判决承认“性交”是贿赂，奠定了性贿赂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可见，把性服务拟定成贿赂犯罪的目的物，那么其作为贿赂犯罪的对象、形式，而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下来就成为了可能。
（四）“性贿赂”行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性服务，或者公然以要挟的方式强迫他人提供性服务，或者接受他人性服务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3、“性贿赂”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
4、主观方面。必须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

三、加强立法，依法惩治“性贿赂”犯罪

1、在刑法中把“其他非物质利益”作为贿赂罪行为对象

　　现行刑法侧重于受贿罪的经济性及可计量性。而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行为对象是基于行为对公务的侵害程度来界定受贿罪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此而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行为对象也应将贿赂行为对象规定为“财物和其他非物质性利益”，这也是符合本罪的立法旨意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同样可以用作贿赂双方交易的内容，同样会危害公务行为的正当性、公正性和廉洁性。而从社会危害程度上看，用“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去交换比用财物去交换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广泛、危害更大。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往往可以转化为金钱财物。如果对各种以“其他非物质性利益”为行为对象的贿赂犯罪不予刑事制裁，而仅作党纪、政纪处分，一方面不足以有效制止和预防该种贿赂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易导致放纵罪犯、纵容犯罪的不利后果。贿赂罪行为对象的客观变化发展，既给司法机关执法提出了挑战，也给立法机关提出了应从立法上扩展贿赂范围的迫切要求。
　　这样规定之后可以看出，为“他人谋利益”之中的“利益”与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中的“财物”、“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在外延上相吻合，更能体现法律的统一与连贯，以及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六盘水市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府办发〔2012〕26号


各县、特区、区人民政府，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六盘水市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2年2月6日市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请各县、特区、区人民政府和钟山、水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将此件转发至辖区内各乡〈镇、街道〉）


　　六盘水市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民政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和国家、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是指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主办的，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其他老年人提供供养服务的公益性机构。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作为公益性非盈利组织，纳入财政全额预算事业单位管理，由各县、特区、区事业机构登记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第三条 民政部门是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对其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负责安排和落实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管理和“五保”对象供养资金。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其主办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具体管理。
　　第四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实行等级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领导，将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当地实际编制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专项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六条 农业人口达到10000人以上或农村“五保”供养对象超过50人以上的乡镇，原则上应当建设1所规模适中、基本满足当地实际需要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几个乡镇人民政府联合建设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第七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遵循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节约实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中心（敬老院）资产，采取改造提升或新建等方式建设。
　　第八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应当达到下列标准：
　　（一）新建、改扩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不低于60张，首批吸纳供养对象入住率不低于70%，居住用房使用面积单人间不少于10平方米，双人间不少于14平方米；
　　（二）通水通电、环境优雅、交通方便，占地面积、生产基地与实际供养需求相适应；
　　（三）建筑宜为砖混结构的平房院落或三层以下楼房，室内设计应考虑供养对象生活安全需要，符合国家建设标准；
　　（四）生活区、文化娱乐区、生产经营区布局科学合理，功能齐全，建有厨房、餐厅、储藏室、卫生间、浴室、活动室、办公室、医疗室等配套设施，配备膳食制作、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供暖降温、办公管理等生活设施；有必要的农副业生产经营场地和设施。
　　第三章 供养服务
　　第九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对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查确认并发证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二）本人自愿集中供养；
　　（三）无传染性疾病和精神病。
　　第十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优先供养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在满足当地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集中供养需要的基础上，多余床位向社会开放，吸收社会老人自费寄养，并与其本人或法定赡养人签订供养协议，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与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委托供养服务协议，协议范本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制定，报市级民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入住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本人提出申请，本人有意愿但无法表达的可由他人或村民委员会代为申请；
　　（二）村民委员会进行审查、评议，签署审核意见报乡镇人民政府；
　　（三）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供养对象进行考察、公示，组织健康检查，提出审查批准意见；
　　（四）村民委员会、“五保”供养对象（或监护人）与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签订供养协议。
　　第十三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供养对象个人私有财产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不得将其私有财产交给国家或单位作为入住集中供养的条件。
　　第十四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向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规范服务：
　　（一）提供适合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需要的膳食；
　　（二）提供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
　　（三）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住房；
　　（四）提供日常诊疗服务，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护理照料；
　　（五）妥善办理丧葬事宜。
　　对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对象，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依法保证其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保障所需费用。
　　第十五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中“五保”对象的实际供养水平不得低于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标准，并随着当地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
　　第十六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供养对象膳食安排应当符合食品卫生要求，每周有食谱，每日三餐，荤素、干稀搭配合理，能满足供养对象营养需求。
　　第十七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为供养对象建立健康档案，依托当地医疗机构定期为供养对象进行健康检查，并安排患病供养对象及时治疗。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设立医务室，为供养对象提供日常诊疗服务。
　　第十八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为供养对象提供热情周到的日常护理，为生活不能自理的供养对象提供必要的特殊护理。积极组织开展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活动，丰富供养对象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十九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供养的“五保”对象死亡，应当根据有关殡葬管理规定办理丧葬事宜，供养对象所在村、组应协助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从简料理后事。
　　第二十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入住对象应当团结互助、讲究卫生、爱护公物、服从管理，尽量做到自主服务；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院内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生产劳动和其他集体活动。
　　第二十一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供养的“五保”对象自愿要求出院的，由本人提出申请，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因故被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动员出院的，由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提出申请，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出院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由原所在地村民委员会派人办理出院手续，带回原居住地并妥善安排日常生活，有监护人的及时告知监护人。
　　第四章 内部管理
　　第二十二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名称原则上由县、特区、区名+乡镇名+养老服务中心组成，也可以保留“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中心”、“敬老院”等传统名称。
　　第二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举办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纳入财政全额预算管理。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及养老服务机构规模，按程序申报机构编制有关事宜。
　　第二十四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设立院务管理委员会，实行院务公开。院务管理委员会由主办单位代表、入住对象代表和工作人员代表组成，其中入住对象代表应达到二分之一以上。
　　院务管理委员会由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全体人员民主选举产生，履行以下职责：
　　（一）监督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二）监督财务收支和管理情况；
　　（三）监督院长和工作人员的工作；
　　（四）调解入住对象之间的矛盾纠纷；
　　（五）组织协调入住对象开展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
　　（六）其他院务管理职责。
　　第二十五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由乡镇人民政府从在编人员中选拔任命产生，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与聘用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为其办理相应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对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考核合格的，准予上岗服务。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纳入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档案管理、环境卫生、安全保卫等规章制度，并向入住对象公开。
　　对农村养老服务机构院长实行年度考核，由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组织实施。对年度考核不称职或者信任度测评达不到50%以上的，应当进行调整或解聘。
　　对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考核，由院务管理委员会组织入住对象测评，对连续两次信任度测评达不到50%的应当解聘。
　　第二十七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设立专账，实行独立核算，做到资金专款专用。供养资金、工作经费、生产经营收入与日常支出等情况要按季公布，接受供养人员和社会的监督。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八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资金来源包括：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县级财政预算、社会捐赠收入、院办经济收入和其他收入。
　　第二十九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资金和管理资金应当按照财政预算管理程序申报，经审核后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安排。
　　管理资金是指维持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正常运转必须支出的各项费用，主要包括聘用人员工资、办公经费、设备设施购置维护经费和水电燃料费等。县级财政应当按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入住供养人数每人每年不低于2000元安排管理资金，并根据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幅度增加管理经费。
　　第三十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五保”对象的资金应当按照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供养标准，纳入财政专项保障。县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民政部门核定的实际供养人数按季及时将供养资金拨付给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将“五保”对象集中供养资金全部用于为“五保”供养对象提供供养服务，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一条 市、县民政部门应当每年从本级福彩公益金中安排不低于20%的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和维护。
　　第三十二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五保”供养对象参加新农合由农村医疗救助资金全额资助，供养对象因病在县、乡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基本医疗费用补助不设起付线，新农合补助比例乡级不得低于90%，县级不得低于80%，补助后的基本医疗费用从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中统筹解决。
　　第三十三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供养的“五保”对象去世后，县级财政部门按当地一年的“五保”集中供养经费标准拨付给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作为该对象的丧葬补助。
　　第三十四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副业生产，其收入用于改善入住对象的生活。鼓励入住对象参加有益身心健康和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并给予适当报酬。
　　第三十五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入住对象在用电、用水、用气、电视收视等方面比照城镇低保对象予以优惠。
　　第三十六条 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向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提供捐赠，帮助改善供养对象的生活条件。
　　第三十七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和使用的资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需要办理登记的应当依据相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应当终止供养服务协议；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歧视、虐待入住对象的；
　　（二）未尽到管理和服务义务致使入住对象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
　　（三）侵占入住对象财产的；
　　（四）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予以辞退；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私分、挪用、截留农村“五保”供养款物的；
　　（二）私分、挪用农副业生产经营收入的；
　　（三）辱骂、殴打、虐待入住对象的；
　　（四）盗窃、侵占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入住对象财产的；
　　（五）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条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入住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停止集中供养或寄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规定，扰乱正常生活秩序的；
　　（二）打架、斗殴，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
　　（三）损毁、盗窃、侵占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或者入住对象财产的；
　　（四）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鼓励社会组织或个人积极兴办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相关管理和服务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